杨洪源｜资本总体生产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运动

  ——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中的资本生产辩证法

  摘要：理解资本的本性，把握资本总体生产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运动，是新时代正确规范与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关键性理论前提之一。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就以资本生产辩证法的形式，充分论证出生产总过程是资本达到完成形式的先决条件，详细考察了简单资本生产的形式及内容、资本生产和价值增殖的同一、资本生产向资本流通的过渡、资本流通诸要素与形式规定、资本生产同资本流通的统一。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作为生产关系的本质属性，指明解决资本的内在矛盾及其现实表现从而更好地驾驭资本的方式。

  自世界历史的形成以降，对资本的驾驭即成为一个时代课题和历史之谜。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如何进一步规范与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使其发挥作为生产要素的非消极作用，是新时代人们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对资本的本性及其生产逻辑的理解，构成解答上述难题的一个关键前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以资本生产辩证法的形式，系统而全面地揭示出资本总体生产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运动。本文拟就此展开重新探讨，力求实现对资本逻辑之辩证运动过程的澄明，以期充分激活其当代价值。

  对资本逻辑的考察需首先诉诸必要的方法。众所周知，生产总体辩证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和运用的基本方法。依循生产总体的一般原则，资本生产作为一个总体的过程，涵盖简单流通、货币流通、简单资本生产、资本流通、资本生产和资本流通的统一等阶段性过程及过渡性环节。其中，简单资本生产即为资本同劳动相交换的过程，最重要的包含劳动和资本的直接交换、资本占有活劳动进行简单生产。这两个环节不但可以在时间上完全分离，而且具有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形式与内容：前者仍属于简单流通的范围，后者则进入与交换迥然不同的生产领域。上述区别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资本用货币买来的工人活劳动的特有性质，即这个使用价值能不断创造新的交换价值。

  劳动和资本的直接交换，既在形式上具有简单流通的共性（商品—货币—商品），因为工人进行交换的目的不是占有交换价值或财富形式，而是满足其生活的直接需要，又在内容上有不一样于一般的简单流通的个性。按照马克思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活劳动作为商品只可以通过工人自身来实现对象化，并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资本用货币买来的只是这种商品的支配权而非占有权。其二，活劳动所具有的交换价值，不是由使用它时形成的对象化劳动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再生产工人本身所耗费的劳动量和劳动时间，包括维持工人生活和劳动能力发挥所需的那些对象化劳动。其三，工人出卖劳动能力以取得货币来购买直接必需品，看似在交换中作为平等者同资本相对立，实则“使工人的关系在本质上发生变形”，“本质的东西，就是交换的目的对于工人来说是满足自己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43页）其四，受其所处阶级和作为交换者的一般条件的制约，工人只有牺牲物质需要的满足，通过禁欲、节约、紧缩消费等，才有机会把在交换中得到的货币贮藏起来致富。其五，劳动和资本的直接交换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它反映着工人和资本家围绕活劳动的中断与永续所产生的对立，而不是简单流通中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

  从资本的维度来看，它作为货币和自我设定的交换价值，同作为使用价值的劳动直接交换，意味着它只是对象化劳动的表现形式。在马克思看来，随着交换的完成，资本在占有活劳动、成为活劳动的存在形式之后，就转变为对象化劳动，并在内容上使自身的一部分转化为劳动对象（原料和工具）。如此一来，资本同时与作为对象化劳动的自身和作为纯粹劳动对象的自身产生着关系，它不仅将作为形式规定的自身和作为内容的自身区分开来，而且同时是这两种规定及其彼此的关系。当然，资本此时只是自在地表现为它作为内容和作为形式的关系。正是由于在占有活劳动进行简单生产的环节上表现为被动的对象，资本所包含的一切形式关系皆消失了。也正是因为资本仅仅表现为简单的生产的全部过程，资本作为资本的形式这个异于资本自身的物质内容（实体）的事物，根本不进入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综观简单资本生产的整一个完整的过程，去参加了的资本表现为自在存在的资本，而不是自为存在的资本、资本家：最初和工人进行交换的是资本作为货币的部分；进行消费的也是劳动，被劳动当作原料和工具消费的则为资本的内容。由此可见，简单资本生产尚未表现为资本自身的生产的全部过程，而只是表现为一般物质生产的过程。上述在过程本身中进行的抽象（而非任意的抽象），以及资本家反映出来的“不在场”，绝不意味着资本是一切生产的全部过程的必要要素。马克思认为，此处的重点是理解资本家“在场”的限度，“需要注意资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作为资本的行为”。（同上，第261页）劳动在和资本直接交换的环节上作为自为的劳动而必然表现为工人，工人和资本家相对立的经济关系则决定着资本家的必然存在。尽管资本在占有活劳动进行简单生产的环节上表现为自在的存在，但是资本同劳动相交换过程的前提在于，资本预先作为自行保存的交换价值而存在，也就是自为存在的、利己的价值，从而必然表现为资本家。

  除却资本家“在场”的限度，在简单资本生产中还要把握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与资本生产力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对此指出，劳动和资本的直接交换环节中的价值形式变化——从劳动作为预先存在的交换价值同作为资本的货币形式的等价物相交换，再到这些货币被用以和商品形式的等价物相交换，直至这些商品被消费——充分表明，此时的劳动是非生产性的。“劳动只有在它生产了它自己的对立面时才是生产劳动。”（同上，第264页）资本同劳动相交换给资本家提供了对劳动的支配权、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因此，劳动转化为资本的要素是这种交换的结果。易言之，这种转化只有在生产的全部过程本身中才得以实现。这样看来，资本具有生产性与否是一个伪问题。在资本作为生产前提的情况下，劳动本身只有被资本占有和吸收才是生产的。自为地存在于工人身上的劳动，由于与资本相分离而不具有生产性；同样，作为工人活动的劳动只参与到价值形式发生明显的变化的简单流通中，因而也是非生产的。一言以蔽之，生产劳动与资本生产力是相互依存的，资本构成了生产劳动的前提，劳动的生产性又转化为资本的生产性。

  根据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一切［作为前提和条件的东西］在过程结束时必然会出现”。（同上，第262页）既然资本同劳动相交换的过程的前提在于资本作为交换价值而存在，那么，资本的这个形式规定绝不会在简单资本生产结束之时消失。从资本作为主体和价值形式的角度来看，简单资本生产就是资本价值自行增殖的过程，是预先存在的价值的保存与倍增。理解资本价值自行增殖的核心环节，不在于劳动如何创造更多的使用价值，因为简单资本生产中劳动的合目的性和资本的物质内容已经将它明确下来：劳动工具只是达成目的之手段，原料在变为产品后具有比过去更高的使用价值。问题的重点是劳动如何创造更多的交换价值，也就是剩余价值问题。

  首先来考察剩余价值（资本价值自行增殖）的必然性。马克思认为，资本在简单生产中的物质变换和价值保存是同一的。这种物质变换（直到产品产出为止的生产的全部过程）的完整性，构成了资本价值自行保存的必要条件。如若不然，原料、劳动工具和劳动的消费就沦为徒劳之举。当然，产品价值等于资本价值是一个“分析判断”而非“综合判断”，它只表明简单资本生产中预先存在的资本价值分解为一定量的价值，包括原料价值、劳动工具中已消费部分的价值、劳动价值，以便作为纯粹的价值总和再现于产品中。除了量的简单分解与加总之外，简单资本生产中还有加诸价值之上的形式要素，并表现为生产费用。由于这一些要素是作为价值存下来的，“这些价值是在生产的全部过程以前就已具有的存在形式上被消费的”，（同上，第276页）所以，产品价格等于生产费用也是一个分析判断，它表征着资本价值在生产行为中的纯粹同一性。至于简单资本生产中的资本价值倍增，可以从非生产费用的消费和生产风险的补偿中得以证实。

  对剩余价值必然性的证实只是前提性工作，还需要深入到对其实质的分析中。依照交换价值的一般定义，资本价值即为对象化在资本上的劳动时间，也就是原料、劳动工具和劳动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在简单资本生产中，原料和劳动工具仅仅发生了物质存在方式的改变，故而对象化于其上的劳动时间的增减，和产品所包含劳动时间的增减理应保持一致。此时，唯一可能的变量就剩下劳动本身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在马克思看来，正是简单资本生产中的劳动有着活劳动和对象化劳动之分，活劳动时间大于对象化劳动时间——确切地说，是远超购买活劳动的价格所代表的劳动时间（工人生活必需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才产生了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简单资本生产的性质，也是资本价值自行增殖的结果所致。资本同劳动相交换绝不是等价的，否则，这种交换就可以在简单流通中完成，根本不涉及生产的全部过程，甚至连简单流通都不可能会发生。假使活劳动价格所代表的劳动时间和活劳动时间相等，资本同劳动相交换就只是交换价值的等量转换即资本价值的自行保存而已。

  剩余价值的产生表明，占有剩余劳动成为资本的目的，其方式不外乎延长劳动过程、降低必要劳动这两种。相应地，剩余价值就具有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形式规定。马克思继续写道，资本既要求发展生产力以形成更多的剩余劳动，哪怕是价值增殖的比例再小也要这样；却又随着价值增殖的比例持续缩小与难度不断的提高，最终把生产力提高视为无关紧要之事。未解决相对剩余价值率随着生产力发展不断降低的内在矛盾，资本自身诉诸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用增加工人数量的方式，消解单个工作日的时间界限给价值增长带来的限制。“资本越是能同时与更多的工作日进行交换，即用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相交换，资本同时增殖的价值就越大。”（同上，第378页）然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之间本身又存在着矛盾：前者需要更加多的工人，后者则要尽可能地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把尽可能多的工人变为不必要。因此，这两种生产的结合同时就是相互矛盾的两类趋势的统一，从而构成剩余价值生产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伴随机器的使用而产生，在简单资本生产中即已初见端倪，并且延续到资本总体生产的全部过程。

  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发展看似只是价值量的变化，实则表征着一定的社会关系。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剩余价值不仅仅具备交换价值的普遍特质，是对彼此独立的个人相互间的全面依赖关系的表现，而且反映出工人对资本家的不平等的依附关系，其后果的严重性远高于以交换价值为中介所带来的人的全面异化。更有甚者，从纯粹的使用价值、满足人的生存发展的角度来看，剩余价值的实质和后果非但没有彰显出来，反而只显现着资本的历史进步性：通过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带动生产力发展，进而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行。资本的“本性”“欲望”在生产的全部过程中体现得越强烈，剩余价值的历史进步性表现得越明显：它“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同上，第286页）有鉴于此，唯有在资本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它的历史进步性终结之时，满足资本具有非生产性、剩余劳动转变为个人的普遍需要、普遍勤劳复归为普遍财产的源泉、普遍劳动发展到推动“劳动的社会”（同上，第286页）形成的程度等条件，方可真正谈论剥离剩余价值的诸多表象、扬弃它给现实的个人造成的悲惨境遇。

  简单资本生产和资本价值增殖的同一性，使得资本自身作为产品而存在。作为过程结果的资本比作为过程起点的资本具有更多的价值，但它在价值形式上只是自在存在的货币。与此同时，资本的价值自行增殖也代表着其价值的丧失，也就是由作为货币从而设定为交换价值，转变为观念上的价格从而不再作为交换价值。这样一来，作为产品的资本就要重新进入流通中。马克思认为，资本流通与简单流通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资本家同时作为交换者和生产者，同作为消费者的交换者相对立：后者为得到前者的商品而换出货币，前者为了获得后者的货币而换出商品。这种交换有很大的可能性因生产者和消费的人的分离而无法达成。简单资本生产只是一种表面的交换，它所创造出来的新价值似乎特别难找到等价物，因此导致交换的失败。一旦如此，资本家的货币就成为没有价值的产品，非但不能获得任何新价值反而丧失原有价值。由此可见，简单资本生产和资本价值增殖的同一性中潜在地包含着它们的矛盾。在上述意义上，资本生产向资本流通的过渡，就是简单资本生产和资本价值增殖的矛盾在资本的内部和运动中的解决。

  简单资本生产和资本价值增殖的矛盾，突出表现为资本同劳动相交换的矛盾程度不断加深、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矛盾范围持续扩大。马克思继续写道，随着向资本流通过渡的全部限制集中到简单资本生产上，一种原因是为了突破货币量的限制而持续不断的增加的货币需要，另一方面却是资本同劳动不断交换所导致的货币供给减少。显然，相较于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矛盾就变得更大了。至于同样作为限制因素的剩余等价物或剩余价值，其绝对的形式规定（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包含着在逐步扩大的流通范围内扩展生产的趋势。“即使剩余价值不能直接再变为资本，它也可以在货币的形式上作为新资本的可能性而存在。”（同上，第387页）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则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充消费，包括扩大现有的消费量、把现有消费范围推至更广以创造新的需要、生产新的需要并发现或创造新的使用价值。由此，整个剩余价值生产范围的扩张，不仅使得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矛盾扩大化，而且致使简单资本生产和资本价值增殖的矛盾扩及资本总体生产的全过程。

  简单资本生产和资本价值增殖的矛盾源于资本的本性，也就是它不可遏制地追求普遍性和对各种限制的克服。马克思指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条件，意味着具有质的不同的新生产部门的创造。这种创造不仅表明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其自身的分离，它还是逐步扩大与日益丰富的生产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需要体系，从而形成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在这个体系的范围之外，再也没任何自在的更高的、自为的合理的事物。换句话说，资本是塑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性力量，是这个社会全部成员对自然物与社会关系的普遍占有的真正创造者。它既要打破人类过去的地域性发展和自然神化现象，使自然界真正成为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和有用物；又要克服狭隘的闭关自守和民族偏见，摧毁一切阻碍生产发展和需要扩大的限制。不止于此，资本在追求普遍性的过程中还会受到来自资本本身的限制。这些限制随着资本的发展而始终没有办法被克服，终将使人意识到资本本身即为资本本性的最大限制所在，进而促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从根本上解决简单资本生产和资本价值增殖的矛盾。

  从根本上讲，对资本本性所受到的各种限制的克服，是这些限制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所导致的资本生产的矛盾运动的表现，是矛盾的不断产生又被不断克服的现实运动，绝不会因为资本把它们视为限制而只需要在观念上超越它们就能实现。有鉴于此，还应当对简单资本生产和资本价值增殖的矛盾的现实表现，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加以考察。在马克思看来，除了追求普遍性而克服各种限制之外，资本的本性还可以表述为，追求价值增殖而不断克服生产的任何限制以扩大生产的一般趋势。但与此同时，资本自身却包含着对生产的两种特殊限制，即必要劳动是对活劳动的交换价值的限制、剩余劳动是对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它们分别又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内在矛盾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内在矛盾的另一种表达。正是资本的本性和资本对生产的特殊限制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危机。

  重新审视简单资本生产和资本价值增殖相统一的结果，还能够得出如下结论：资本生产向资本流通的过渡就是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成为剩余资本。对此，马克思具体分析说，新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在生产的全部过程中表现为剩余劳动，从而具有活劳动的形式，继而以对象化的方式表现为剩余产品。剩余产品为了成为资本以实现价值增殖，又自我区分为劳动的客观条件（材料和工具）和主观条 件（活劳动能力的生存条件）。一旦劳动的客观条件和活劳动能力之间的分离，发展到资本的人格化同工人的人格相对立的地步，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剩余产品乃至劳动的全部结果均表现为剩余资本。从剩余资本的角度再考察资本生产向资本流通的过渡，就是资本再次被投入到生产中，又通过交换来实现它的剩余价值，并且在下一次生产开始时作为新的剩余资本出现，如此循环往复。要言之，资本流通就是资本的生产和交换不断循环的过程。相应地，只有在循环结束之时，资本的本性才真正地表现出来。

  概览资本流通的全过程，它以已经生成的而非形成中的资本为起点，先后历经直接的生产、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再转化为生产条件、原有资本的再生产和剩余资本的生产等环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页）显而易见，这些环节可以归结为生产和流通这两类，也就是剩余价值生产、商品流通、货币流通、资本再生产。以交换活动为中介的资本流通，既把产品投入流通中来获取货币形式的等价物，又在从流通中出来时抛弃货币形式以便再次进入生产。于是，资本流通就表现为生产的连续性，它既可以被视为个别的独立过程，又能够被看作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即资本周转。马克思认为，系统考察资本流通应立足于上述两个方面，厘清其中涉及的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包括资本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区别、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的差别及其对资本流通的影响、流通费用对资本流通的制约、生产时间同流通时间的对立及其扬弃等，揭示固定资本与流通资本的一般性规定、特殊性规定、个别性规定。

  不同于货币流通形式的主要特征，诸如起点和终点的毫不相干、过程终结于货币形式、并不设定价值、只能诉诸外力来改变自身运动的进程等，资本流通在形式上表现出起点和终点合而为一到资本上、过程的永动性、可以设定价值、能够控制自我运动的进程等特点。除此之外，马克思还指出了资本流通中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分：前者是指资本在各生产环节的停留时间，后者即为资本从转化为产品直到转化为生产条件所持续的时间。其中，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从始至终保持一致。其实，生产时间是由资本设定的他人的劳动时间，资本自身除其生产时间之外再无任何劳动时间。

  流通是在空间上和时间中进行的。从时间因素来考察资本流通，资本的周转时间是由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构成的。由此，显而易见它们各自对资本流通的影响。在流通时间既定的情况下，生产时间越少，相对剩余价值就越高，资本周转的次数就越多。生产力发展能够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来提升剩余价值率，故而资本流通中包含尽最大限度缩短生产时间的倾向。在生产时间既定的情况下，一定期间内的周转次数就会随着流通时间的减少而增多。因此，资本流通中还有无限缩短流通时间的趋势，尽管它在流通时间为零时将伴随着运动场所的消失而消灭。综合以上分析，马克思得出这样的结论：“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剩余价值的减少＝资本价值自行增殖过程的障碍或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38页）这些限制不是从资本流通中产生，而是外在的限制。为缩短流通时间，资本不仅力求摧毁交换的空间限制，不断开拓更为广阔的市场直至征服全世界市场，而且试图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形成以信用为形式的经济关系。

  流通时间表现为对劳动生产率的限制等，从根本上反映着资本的双重的和矛盾的条件，即生产连续性和流通时间必要性的对立。马克思反复强调，流通时间只有在同生产时间的关系上作为否定时才能加以考察。为了扬弃这种对立，资本既力求趋向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这种趋势又是资本的信用和信用业务的基本规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1页）又试图诉诸流通时间和流通过程的各种中介物，来赋予流通时间以生产时间的价值，从而把这些中介物先后规定为货币、资本，这就是表现为资本积聚之新要素的信用。当然，流通时间对生产时间的限制和否定，绝不意味着在现实中的中断。除非经济危机、商业萧条的时候，生产时间从未真正为流通时间所打断。其所以如此，只是因每个资本都分为处于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上的两部分，并且彼此交替着。在这种情况下，始终是按照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成比例的资本的一部分，而不是整个资本在起作用。一定的资本通过信用而积聚即是如此。对这个原有资本来说，虽然信用的存在等于就没有流通时间。但是其倍增的部分处于流通的地位。

  不同于简单资本生产中的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形式差别，资本流通中作为整个运动主体的资本，在生产和流通的各环节上进行自我区分，并且实际地构成了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区别，继而成为对资本主体的否定。其中，作为整个运动主体的、处于生产和流通的过程中的统一体的资本就是流通资本，而停留在上述过程的特定环节上并具有自身差别的资本则为固定资本。马克思进一步写道，资本流通表现为流通总过程、在生产各环节之外的大流通、资本和活劳动能力间的小流通。相应之下，固定资本与流通资本首先具有一般性规定，分别是贯穿于资本流通的全部环节的各种各样的形式的统一的规定、限定于资本流通各环节的具体形式的规定。作为过程的统一体的流通资本的价值增殖本性，被作为过程中特定环节上的固定资本所制约。相比于大流通中资本作为使用价值的各要素的差别，同时表现为其在特殊性规定上的差别，小流通中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的个别性规定，则是由资本分别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向各自对立面转化而形成的。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前提在于一切资本都以流动资本的形式流回，固定资本唯有通过一部分流动资本的固定方可得以更新，而固定资本的消费又引起了资本的流动。

  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的个别性规定表明，资本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而存在，从而成为可以不断产生新的价值的事物。在生产的全部过程和流通过程中，资本不仅自我区分为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并赋予它的各种要素以不断自行增殖的能力，而且把生产和流通统一起来转化为资本的力量，形成了这种统一的结果同资本自身的区别。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生产同资本流通相统一的结果就是利润，后者被再次投入到生产中而变为一个更大的资本，并成为新的利润生产的源泉。换句话说，资本总体生产的结果又成为总过程的前提并产生同样的结果。由此重新理解资本总体生产，它就是剩余价值的产生到转化为利润的过程，利润再生产也包括其中。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资本将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均视为价值增殖的要素；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差别、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的差别，亦成为资本自行增殖的不可或缺的形式。正是在其历经的过程、时间以及形式上，资本因价值增殖的实现而作为生产性事物。它在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可变资本、不变资本、流动资本、固定资本等诸形式上发生变换的同时，不断进行着生产和流通的循环，充分彰显出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

  诚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运动就在于，它在生产自身的同时，作为根据同以它为根据的自身发生关系，作为预先存在的价值同作为剩余价值的自身发生关系。”（同上，第144页）与此同时，资本与剩余价值之间的转化，又不断衍生出根据与被根据的相互规定关系的一系列形式。不止于此，资本同剩余价值的结合，还使之成为更大的剩余价值生产的源泉，不断重复着价值的自行增殖。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剩余价值本身就是利润。在简单资本生产中，只有可变资本作为剩余价值生产的源泉；随着资本总体生产的完成，资本的所有部分皆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源泉。此时，并不只是可变资本、生产的全部过程和流动资本具有生产性。不论作为剩余价值生产条件的不变资本，还是作为实现剩余价值再生产的流通过程，抑或作为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率并加快流动资本速率的条件的固定资本，都表现为生产性事物。

  关于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转化，马克思看似叙述了一个先验的结构，实则有明确的目的性地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混淆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做法，意在揭示隐藏于它们中的现实关系。他对此分析道，从其直接形式上来看，利润无非是以资本总价值比例的形式呈现的总剩余价值，它在任何情况下始终用总资本来计量，而总资本一直大于用于工资的、同劳动相交换的资本。由此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其一，整个资产阶级的全部利润绝不能大于剩余价值总额；其二，利润率所表示的任何盈利比例皆必定小于实际的剩余价值率。如此一来，利润率就把资本剥削劳动的真实比例掩盖了下来，并且总是表现得比这个比例要小得多。既然利润率起先和剩余价值率之间有着质的不同，那么利润率的实际变化也会同剩余价值率的现实运动完全不相符合。利润率取决于资本总价值的事实，决定着利润率变化规律依赖于剩余价值率本身的量、资本价值的形成（积累的对象化对活劳动的关系）、周转时间的差别对剩余价值规模的影响等。

  基于生产的角度审视利润，它始终作为剩余价值的派生形式而存在。马克思认为，利润率不断降低的趋势，植根于资本在剩余价值的驱使下要求提高生产力的内部结构中，与相对剩余价值率的不断下降趋势相吻合。“资本作为资本同直接劳动相比在生产的全部过程中所占的份额越是大，因而，相对剩余价值，资本创造价值的能力越是增长，利润率也就按相同的比例越是下降。”（同上，第146页）相形之下，正是由于未能深入理解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根本没办法解释清楚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举凡：斯密的竞争理论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没有认识到竞争只是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执行者”；李嘉图级差地租论的症结在于，并未对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作任何区分；巴师夏和凯里尽管承认利润随着生产资本增长而不断减少的事实，但是掩盖了这一趋势所表征的劳动和资本的对抗等。

  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虽不可避免，却也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加以限制。马克思继续分析说，除了减少利润扣除、创造资本有机构成低的生产部门、垄断等之外，使用机器是较为适宜的方式。一方面，以机器为基础的剩余劳动的特征是，减少对必要劳动时间的使用，其表现形式是使用较少的工人和同时并存的工作日，从而减缓相对剩余价值率随着生产力发展不断降低的趋势。另一方面，生产力的提高不是无偿取得的，而应由资本来进行偿付，用一部分资本占有提高生产力的手段，即资本的部分价值同直接对象化劳动时间相交换。在这种情况下，适当调整投入到作为劳动资料的机器中的固定资本和投入到活劳动中的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或者说，调节分别投入到工具和劳动中的可变资本的比重，就可以对利润率下降产生一定的限制作用。然而，利用机器来限制利润率下降趋势不过是一时之策。当机器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不仅工人的数量及同时并存的工作日慢慢地减少，而且投入其中的固定资本为实现生产的连续性会消耗更多的原料。随着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的比例的增加，作为利润率上限的活劳动的相对减少，使用机器终将加剧利润率的下降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论述资本总体生产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运动，其目的是揭示“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10页）解决它的内在矛盾及其现实表现，从而更好地驾驭资本。在此意义上，对资本生产辩证法的重新认识，具备极其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方面，系统思维和资本生产辩证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论是简单流通、货币流通、资本简单生产，还是资本流通、资本生产和资本流通的统一，其产物都表现为资本的不同形式。对上述资本诸形式的把握，构成了坚持辩证思维、激发包括各种非公有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本活力的前提。另一方面，基于资本总体生产来深化对资本的本质及作用的理解，有助于“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们国家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在充分的发挥它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进一步规范和约束其逐利本性，最大限度地避免后者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