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型生产关系：PE浪潮席卷全球

  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的全部过程中相互结成的社会关系。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的关系，才会有生产。在商品社会中，由于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绝大多数是在企业中完成的，因此，社会生产关系也就集中表现为企业中人们之间结成的相互关系，表现为企业中资本所有者、劳动者和管理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

  第一种生产关系，是家族企业中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典型特点是三合一，即企业中的资本所有者同时也是企业中的管理者和劳动者；出资人直接管理企业，并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企业中各层级的管理者之间除了生产关系，还有复杂的家族关系。这种企业产权清晰、控制有力，决策和执行效率高，企业老板要以家庭所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因此经营诚信较好，注重品牌字号。在早期的小商品生产的全部过程中，家族制企业创造了比传统农业生产高得多的劳动效率和多得多的社会财富。但是，这种企业排斥家族以外的社会资本和人才，所有者、管理者和劳动者都难以优化组合，生产力发展受到限制，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企业难以做大做强。

  第二种生产关系，是家族控股企业中的生产关系。家族控股企业实行由家族持大股并控制企业的股份制组织形式。一方面它表明纯粹的家族制企业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需要有股份制来启动资本社会化进程，即通过资本集中把众多中小资本持有者的资本集中起来形成法人财产，使其分别持有一定的股份并各自承担有限风险；另一方面又确保由控股的家族来主导这个资本集中的进程，使他们能以法人财产权的形式和法人代表的身份去支配别人的资本而又不承担这些资本的风险，使生产社会化进程在家族资本控制下得到一定效果展开。在这种企业中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处于不彻底的分离状态：小股东是两权分离的，大股东仍然是两权合一的。这种家族控股企业中生产关系的典型特点是二合一、一对立。企业中的资本控股者同时也是企业管理者，而劳动者与资本无关，成为与资本分离和对立的力量。由于通过资本集中能形成巨大资本，而低成本的自由劳动力有着近乎无限的供应，这种生产关系适应了大工业规模化生产的需要，促成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企业制度缔造出了许多巨型公司、家族式财团或金融寡头(如福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等)。但是，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之间激烈尖锐的直接冲突，家族控股制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劳资矛盾和经济波动，反过来制约和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种生产关系，是现代企业制度中的生产关系。现代企业制度是“经理革命”的产物。为客服家族和家族控股企业中的劳资矛盾，适应企业更大规模发展特别是跨国经营的要求，在经历了上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的经济大萧条的沉重打击后，西方国家普遍在企业中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经理革命：企业所有者保留企业所有权，退出企业经营权，仅作为企业出资人，委托从社会上聘用来的精英管理层行使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劳动者则借助工会在企业就业和分配谈判中取得一定发言权。经过反复的磨合，逐渐形成了一套遍及世界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拥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和法人财产权，出资人不能抽回其对企业的出资，但可以转让股权，出资人以其出资额为限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企业建立由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劳动者依法按合同上岗就业。这样，通过彻底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制度安排，从法律上在原来直接尖锐对立的劳资两级之间插入了一个高管理素质的经理阶层作为缓冲矛盾的第三者：相对于劳动者，经营层虽是生产管理者，但同时都是打工的，双方存有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相对于出资人，经营层虽是受托方，但同时都是权利管理者，双方更有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这样，现代企业制度中的生产关系呈现出一种出资人、经营层、劳动者三分开的特点，三足鼎立，两权分离，既和谐共存，又相互制衡，在企业中形成了日益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权力制衡机制和利益分配制度。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种既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又使社会生产关系相对和谐的现代企业制度，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辉煌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西方国家经济借助经理革命实现了长周期的繁荣，转轨国家经济也在现代企业制度取向的企业改革中取得了巨大的增长。

  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利益和风险是共存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必然有着它自身没有办法解决的内在矛盾。经过近百年的演化，特别是企业经营向全球化、信息化发展后，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内在矛盾正日益尖锐地显现出来。拥有企业经营全面信息和决策权力，而又可以不对企业长期发展承担相应的责任的经营层，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历经长期委托代理中的利益角逐游戏和国际间的相互攀比，公司经理们逐渐从以人本对抗资本权威、隔离劳资对立矛盾的革命力量蜕化为过分追求自身利益的新的权贵阶层。

  首先，是内部人控制日益严重。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直接掌握企业内部信息的经理层有机会选择性地向股东、职工和社会披露信息，使股东的决策和社会的监督朝着有利于经理们利益增大而风险减小的方向运动，导致企业股东不能正确考评和决策。世界各地的公司经理相互攀比，索取慢慢的升高的工资、津贴、保险和职务消费，要求得到日益增加的股权激励，使经理层慢慢的变成为全体股东和普通员工的利益异己分子。在极端情况下，经理层不惜长时间地造假，制造利润泡沫，使企业投资人和全社会卷入巨大风险。在本世纪初接连发生的美国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的经理层造假致使企业破产案件，就是内部人控制破坏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例子。

  其次，与内部人控制紧密关联互动的，是股东权力泛化。公众公司特别是跨国企业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股权日益多元化。很多上市公司没有持股30%以上具有企业控制力的单一股东。企业股权高度分散的结果，是不再有股东能对企业决策说了算。由于缺乏控制力和信息不对称，使得所投资企业成为了一个个股东们难以认识和把握的黑箱，股东通过影响决策来把握企业、谋求利益的可能性大为减小。失去了真实的决策信息和行为决定权，股东的行为机制就逐渐由用手投票转向了用脚投票，投资人日益转变为投机者。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经理层对企业决策的影响，使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和监督权力更加弱化。企业进入经理层单方操控状态，治理和运营的风险不断扩大。

  第三是政府干预强化。股东权力泛化的企业由于内部人控制而存在巨大风险。这种风险是内生的，不可能靠企业治理结构来加以规避。因此，为消除这种风险，不得不借助于政府干预。安然造假事件后，美国不得不赶紧出台萨班斯法案；贝尔司登在次贷危机中破产后，美联储不得不直接出面监管华尔街。而一旦此种行政强制措施出台，市场自由就会受到干扰，市场效率就会大为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就将大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就会被束缚，危机的成本就会通过政府埋单转嫁到全社会乃至全世界。萨班斯法案出台后，引起不少美国企业退市，世界各国前往华尔街上市的企业也大为减少，就是最好的说明。去年以来美国的次贷危机让全世界为之埋单，更是美国政府的刻意所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精确指出，股份制最大的制度漏洞在于：它可能使一部分人获得了支配他人或社会的资产的权利却又可以逃避责任(参阅《马克思全集》第25卷第496-497页)。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因信息不对称和经理层私利导致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在矛盾，已经在世界各地充分反映出来。内部人控制、股东权力泛化及其与之紧密关联的政府干预强化正在相互作用，彼此加强，这最终将会导致现代企业制度退出其在全球企业治理上的主导地位，就像家族制企业和家族控股企业曾经走过的路一样，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但是，强调这一点，并不能成为家族或国有企业加快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改革可以有所放缓或停止的理由。恰恰相反，我们应继续充分肯定现代企业制度在调节企业内部生产关系上相对于传统企业的巨大制度优势，在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家族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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